《纽约时报》 我们给中国提的建议大部分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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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纽约时报》社论《中国行，……就行（As Goes China, so Goes…）》向中国提出经济和金融危机建议，其中大部分建议是错的。这篇社论萃取了宏观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正确未来方向的传统智慧的基本点：减少出口、扩大进口、建立现代消费经济。

　　事实上，这样的转变更具破坏性。此外，在高能源成本、低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的未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无法承受一个20世纪美国经济的克隆体。 　　要让中国消费者消费，政府就需要在国内花更多钱，投资公共项目，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和养老金），让公民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未雨绸缪存那么多钱。纽时社论认为，中国“必须做更多事情开启民众的存款，鼓励他们消费”。而且这样的转变是容易的——因为中国政府有“庞大的预算盈余”，“有余钱可花”。
　　然而，试图把中国重塑成美国式的大众消费经济体，可能导致经济、环境、甚至政治灾难。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路，而不是通往未来的路。
　　这和克林顿及布什政府经济政策有讽刺性的相似之处，目睹西方金融和经济系统今年的崩溃，中国人（或者其他人）怎么会希望效仿这种模式。纽时社论没有提到这种转变内含的经济混乱和政治风险，没有提到中国不能永远依赖廉价能源和对自然资源破坏，没有提到建造依赖私人汽车的21世纪城市的荒唐。建立可确保长期生存的经济机制和政策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要求中国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中国已经感受到世界经济放缓的影响。政府采取行动提高最贫困的中国人的收入可能相对容易。但除非经济可以制造并分销他们希望买入的产品和服务（一些产品和服务无法迅速大规模生产，例如高等教育或医疗服务等），否则主要的结果将是通胀，而不是真实生活水平的重大提高。此外，中国消费者对未来黯淡时光的迹象非常敏感。当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动荡转型期，刺激消费信心和消费需求将是困难的任务。
　　制造产品组合的快速转变对于工人和企业而言可能也是极有破坏性的。很多中国出口厂家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产品转变为国内产品。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供富裕的西方消费者消费的产品，跟中国消费底层所需要的基础商品和服务很不同。而且很多出口厂家在沿海地区，要转移的话代价昂贵，很多现有的设施和工人将被抛弃。
　　在过去三十年，由于超量的出口和白热化的投资，中国增长了13倍，但它的经济是失衡的。纽时社论说到中国过剩的出口和怠惰的消费，但忽略了那些不便利的事实。它没有提到大众消费型的中国经济会遇上的环境、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的限制。难道纽时编委会没有读过纽时自己精彩的中国环境系列报道吗？没有细读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新书《热、平、拥挤（Hot, Flat, and Crowded）》吗？即使不大大提高消费，中国经济已经与物质和经济现实发生冲突了。
　　如果目标是西式的消费经济，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然而它的主要能源资源煤越来越显示出问题，空气和水污染失控，全球气候遭到破坏。尽管保护资源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它的保护潜能远不及美国。继续依赖津贴能源肯定是死路一条：从长期来看，进口石油会变得难以承受或者难以获得，而且中国通过煤取得国内能源的做法所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将变得压倒一切。
　　刺激消费无疑可以帮助中国熬过这场经济风暴。但纽时社论没有思考中国走这条路的话如何熬过长期的政治风暴。目前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给中国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如果大部分民众发现他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得更好，政权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担心这些趋势，并警告公众未来还会有更艰难的时期。当然，他们还会把责任推给外界环境。一些最富有的中国人已经遭遇重大损失。刺激消费可以提供短期的安慰，但将把中国进一步引上不可持续经济之路，并最终暴露政治弱点。
　　纽时社论提出的简单处方是把中国变成20世纪的美国，而不考虑这条道路的长期可能性。索罗斯（George Soros）最近接受中国《财经》杂志访问时表示，“我希望中国、美国都采取节能和替代能源措施，以此作为刺激经济的方式，这正是我们走出目前全球危机所需要的。”
　　在纽时发表这篇社论两周后，中国宣布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应对经济衰退。我希望中国领导人在设定开支的时候，要更加留意索罗斯的观点，而不是纽时编委的观点。（原标题：中国经济；作者：Samuel Bleicher）


纽约时报 中国的经济决定可影响全世界

　　在世界步入衰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决定可能影响其他陷入低迷的国家的生活。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与工业化世界相连在一起，它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口廉价商品，集结庞大的贸易盈余——今年将达大约4000亿美元。由于这些工业经济体出了乱子，中国如今处于一个接手部分工作的位置：在国内多些销售自己的产品，从国外多买些东西。
　　为了让中国消费者消费，政府将需要在国内增加开支，投资公共项目，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和养老金——这样它的公民才不会觉得自己非得存很多钱以防万一。
　　这显然符合北京的利益，不过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执着于旧时的出口战略。
　　中国已经感受到世界经济放缓之痛。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都急刹车。经济放缓威胁到就业机会的创造，而中国非常需要创造就业以吸收数以百万计的、在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人。
　　中国央行今夏结束了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逐渐升值的政策，这项短暂的政策本来旨在减少通胀，不过也会导致中国出口品价格上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它将提高出口退税率，再助推出口商一把。
　　但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步入衰退市场不断收缩之时，试图在这些国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不能给中国提供多少经济推力。如果中国能把重点放在刺激国内市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那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由于华盛顿自作孽把自己的金融体系搞得一团糟，在这些日子里没有什么国家渴望采纳美国的建议。况且国会喊修理中国喊了许多年，北京可能特别抵触。
　　但是，作出改变符合中国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年，由于超负荷出口以及白热化的投资，中国增长13倍。但它的经济不平衡。消费支出占经济生产的份额仅为三分之一多一点，很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而且它过度依赖出口，因此极其容易受世界需求的改变影响。
　　北京的政府有庞大的预算盈余，有余钱可花。
　　政府已经宣布采取一些措施以推动国内开支，包括降低购房税费以救助状态不佳的房市，还拿出一个含糊的公共投资计划。但它必须做更多事情开启民众的存款，鼓励他们消费。
　　为此它需要重建社保体系。在国有产业瓦解并被私人企业所取代的时候，原有社保体系崩溃。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国内市场。
　　促进消费无疑可以帮助中国熬过经济风暴。但如果中国可以增加进口，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它还可以帮助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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