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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星球曾长期由昆虫统治：当人类文明还未出现，就有一种生物开始唱着最古老的“情歌”，吸引异性。??这种1.65亿年前侏罗纪中期的蟋蟀，可能已经开始利用纯音，与异性进行交流。

蟋蟀，又名促织，趋织、蛐蛐。它能歌尚武、喜鸣善斗，皇帝、士大夫和平民阶层痴玩了整整二千多年。人们喜爱它、赏玩它、吟诵它、歌颂它，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蟋蟀最终成为人们

中就有《蟋蟀》篇。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自然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之佳句。蟋蟀生活的冀鲁豫地区，自古就多慷慨悲歌之士，人们耳熟能详的舍命取义之士，很多都生于这个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然，蟋蟀正是因其契合人们的精神特质，成为人们寄托情感、宣泄情绪的重要载体。

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还总结出蟋蟀有“五德”，真是匪夷所思。他说这虫儿：“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时归宇，识时务者也。”对照玩蟋蟀的经历，还真是那个道理。民间有谚：“秋天到，蟋蟀叫。”这似乎暗示，在所有的秋虫中，蟋蟀的名头是最大的。这或许是因为蟋蟀好斗，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求胜”的心理。后宫的宠爱，外加后世“玩虫”大咖的极力推崇，让蟋蟀成为虫界翘楚，“兵”中战神。蟋蟀因为习性的缘故，位列花鸟虫鱼界“四大风雅

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在两千多年前，蟋蟀就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据唐书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唐朝后宫宫女，为打发寂寞或驱使相思之苦，把买来的蟋蟀装进小金笼里，放在枕头旁听其鸣叫。白居易诗“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亦为佐证。蟋蟀的鸣叫声，对于不同境遇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想到秋气转凉，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深宫佳丽、异乡游子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杜甫就曾经触景生情地感叹吟咏：“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事实上，人们养蟋蟀，听其声并非主旨，观其斗才是重点。宋代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风是否是从此开始的呢？他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没有详细解说。但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宋朝是中华文化的巅峰时期，当然，斗蟋蟀这样的雅事岂能被冷落。那时，从贵族豪门，到市井百姓，甚至是僧尼，斗蟋蟀风靡一时。相传济

，遗憾的是《促织经》原著早已经失传，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蟋蟀的方式方法，

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讲：“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清朝的王公贵族，入关后开始附庸风雅，并嗜好斗蟋蟀。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斗蟋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到了民国时期，北平庙会上的蟋蟀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天，京郊周围田地、草丛、乱石堆和废墟当中，扑捉蟋蟀的人，老少皆有，成群结伙，兴致之浓，不亚于打猎和钓鱼。

蟋蟀也是书画名家喜爱的创作题材。齐白石的草虫画，或工或写，或兼工带写，均天趣盎然，妙夺天工。他笔下的草虫不是僵死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令人惊叹！齐白石对各种蟋蟀观察极为仔细，他在一幅蟋蟀图中题道：余常看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之，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缘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雌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即不善斗又不能鸣，眼大可憎。有一种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门，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

进入21世纪以来，民间斗蟋蟀的古风又复发起来。齐鲁大地蟋蟀成为拉动经济的产业，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年产值数亿元。斗蟋蟀也不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已经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民俗文化生活，蟋蟀文化作为一项古老的华夏文化，又焕发出它的勃勃生机，唱响出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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